生态人文科学(6)

我在这一语境下主张，考古学能成为沟通学科，而且能在跨认识论对话中和在联系与整合西方类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20](p.3)与本土知识(本土认识方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研究遗产和当代的过去，以及按不同方式理解的神圣过程中，考古学已经成为心灵去殖民化的一个场所和一种解放的知识。我甚至认为，考古学会成为一种本土考古学，作为包容与整体论的过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知识领域。然而，我在本文中想强调，本土的是地球上不同种类的本土存在物。它们生于地球，只有其中一部分是人类。它们通过基于一种碳生命共同实质的某种亲缘关系联系起来。相反，非本土的生活在别处，而且它们的生命形式不是以碳为基础的。

在这个语境中，我建议思考本土考古学，作为一个平台，重新思考以未来为导向的、关于过去的一种专业知识的考古学可能呈现何种状态。因此，本土考古学不是“伴随、为了和通过”本土民众的考古学，而是一种“多物种共同体考古学”，面向多物种集体和碳基生命形式的未来。

我们试想将下述本土考古学定义作为思考一般意义上考古学的一个参照点。本土考古学是：

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一种表达。其中，学科与本土价值、知识、实践、伦理和情感交叉。其方式是协作的和起源于共同体的或由共同体指引的项目，以及相关的批判视角。[21](p.1660)

于是，本土考古学不但是一种批判话语和一个去殖民化学科，而且是跨认识论研究的一个空间和可供选择思考方式的宣传。这些思考方式的对象是遗产、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物质性、环境、中介、本土性、神圣和神圣场所、传统等。

事实上，本土知识和认识方式成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可能最有趣但艰难的挑战。我认为，如果要成就包容的学术环境，确实要根本改变我们知识建构、作者身份和知识证明的前提假设。这对我来说，无论多么令人吃惊，在本土知识与生命科学关系方面很少有真正的问题。因此，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证实了一些有关植物的本土观念。所以，拿神经生物学来说，允许挑战被动的、不敏感的传统植物观点。马修·霍尔在他的著作《作为人类的植物：一种哲学植物学》(2011年版)中写道：

植物与人类共有一种基本的、本体论实在。它们是有知觉力的、有意识的、自治的、自我管理的和理智的存在物。像其他存在物一样，植物积极生活并努力繁荣。经过与它们所处环境互动，它们组织自我并创造自我……根据万物有灵论文化指引和当代植物科学的证据，这个研究的后期阶段将植物看作值得尊重的对象，是除了人类以外的人。[22](pp.12-13)

生态人文科学适应并且是可辨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重构的一部分。例如，这一点通过知识的水平模型取代垂直模型显现出来。在此过程中，平面本体论和关联方法的重要性得以强化*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曼纽尔·德兰迪的新社会理论(聚合理论)以及伊恩·霍德的关联考古学项目，例示了这样的关联方法和平面本体论。哈维也将新万物有灵论纳入关联认识论类别之下。请参阅：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Manuel DeLanda,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Continuum, 2006; Ian Hodder,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Malden, MA: Willey-Blackwell, 2012; Harvey, Animism, p.21.。可以说，当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关注相互关系问题。在很多推动这一重新调焦因素中，最有趣的是确信，“任何事物与其它事物都是联系的”。这一确信为传统生态学知识和量子物理学共有。我们的纠缠观念来自量子物理学。纠缠观念在当代人文科学与生物学领域特别流行。在此值得援引有机体原理，其内容是“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或迁移，都会改变所有其他因素，甚至破坏整个系统”[8](p.300)。然而，如上文引用的皮耶罗蒂和怀尔德卡特指出的，我们应该在此强调，运用所有力量“并不单纯是一种说教或一种浪漫化的陈词滥调。而是一种认识：没有任何一个有机体会生存下来，如果没有围绕在它周围的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的网络并使它的存在成为可能的话” [15](p.1330)。在这种推理语境中，实在观念的金字塔隐喻已经让位于复杂关联、网络、聚合、集体、亲缘关系、社会与共同体隐喻。主体与客体问题附属于两者关联、联系和依存(关联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也附属于事物本身是关联的观念。

生态学似乎在19世纪成为生物学的一个附属学科。生态学在目前所起作用，与文化人类学在居主导地位时期所起的作用相同。即生态学规定了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并且提供了分析类比和对文化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正在应对的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生态学化”。对当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请参阅：Ewa Domańska, “Wiedza o PrzeszIosci-Perspektywy na Przyszlosc”(Knowledge of the Past-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in Polish), Kwartalnik Historyczny, Vol.CXX, No.2, 2013, 在这篇文章中，我呈现了根据调查得出的当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状况的结论。这个调查范围是300种杂志的1 200本期刊，代表了2010—2012年出版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进行的研究，容许此处所描述现象的假设。尽管前言趋势与方法的当前特征，可能不但是一个进一步转型的预兆，而且是巨变的预兆。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持有下述假设：我们处在一场真正革命的前夕。这场革命由当前世界中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文化政治变化相联系的进程引发。这些过程加强了学术界的转型，但它们主要刺激了生物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认知主义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发现* 多丽丝·巴赫曼·迈迪克在思考人文科学研究当代转向时也得到这个结论。他按照神经生物学转向中的哥白尼革命理解革命征兆。Doris Bachmann-Medick, Cultural Turns: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trans. By Adam Blauhut,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6.。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smkxyq.cn/qikandaodu/2021/0727/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