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文科学(4)

在《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2012年第52卷中，黛博拉·罗斯和汤姆范·多伦发表了《告别》，并且宣布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的跨学科期刊《环境人文科学》“环境人文科学”主页： 编辑们通常将环境人文科学、生态人文科学、可持续人文科学用作同义词。。该期刊编委会包括迪匹什·查克拉巴蒂、唐娜·哈拉维、万达纳·什瓦、安娜·清和卡里·乌尔夫。期刊的第一卷在2012年11月出版。我们在导言性、纲领性论文中看到，生态人文科学的发展是对当前发生于环境领域的迅速变化的回答，是对世界面临的生态与社会挑战的回应。正如编者宣称的，这份杂志正在讨论在这些变化与挑战语境下生产一种人文主义知识的意义、价值、责任和目的这些根本性问题[11](pp.1-5) 。

上述期刊的编辑们指出了将他们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的传统环境研究之间区分开来的几个特点。因此，第一，容纳于传统环境研究中的话语已经关注人的问题、政策与社会正义问题。因而新杂志和生态人文科学的当代方法主要关注非人类世界，以及对人类物种排他性的批判性思考。第二，这本杂志正在支持环境人文科学通过与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这样的学科更加紧密的合作，变成一个更加科学的领域的抱负。这些知识领域对作为离开狭义的、局限于人类的因果性的生态人文科学研究特别重要，而且它们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概念化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第三，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欧文化孕育的心态，尤其指向被动的、作为供人类使用的一种资源的自然观念。第四，杂志与生态人文科学总的来说倾向于建立一种综合的和互补的生物人文主义知识。这种知识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领域的一个例子是新兴的多物种人种志[12]()。

在《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常常援引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尔·普鲁姆伍德的观念。瓦尔·普鲁姆伍德极大地贡献于并影响了生态人文科学的发展，其影响范围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她的著作《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2002年版)和文章《主动发声的自然》(《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2009年第46卷)被看作这个领域的确定文本。普鲁姆伍德指出，生态人文科学的两个重要任务是“重新设定人类在环境中的位置，重新设定非人类在文化与伦理领域的位置” [13](p.3)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本土知识会有所助益，因为它们用这种方式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非人类(动物、植物、事物)的态度，同时强调它们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

传统生态学知识与本土知识

建立一个生态人文科学项目与重述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基于结构化有机体隐喻的生态角度，知识进步是按其包容性程度衡量的。越是包容的知识，就越是进步的。按目前提出的行星视角，更好的知识，是更加开放的、整体论的、整合的和更加“民主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此重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在西方思想中，科学是最有力和最可靠的知识来源。同时，按照它对生命过程的机械论理解，对变化的线性与进步论的概念化，对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人类学感知和它对个体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接受，科学日益被看作一种人类中心论神话。这个神话导致了人类与生态的灾难*请参阅：Chet Bowers, The Culture of Denial: Why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Needs a Strategy for Reforming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School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115.; Franz J. Broswimmer, Ecocid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ass Extinction of Species,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

生态人文科学的特征之一是，它批判作为专用认知方法的科学。科学毕竟是获得与组织知识诸多方法之一，如表明的，科学未必是最好的方法。这些不是新话题。它们存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生态哲学家话语之中*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 Continuum Press, 2004; Henryk Skolimowski, The Twighlight of Scientific Outlook, London: Odnowa, 1974; Living Philosophy: Eco-Philosophy as a Tree of Life, Penguin/Arkana, 1992. 。后人文主义和后人文科学领域近来更加关注这一话题。

伊凡·卡鲁斯和斯蒂芬·赫布雷什特最近提出了一个有帮助意义的后人文主义定义：

后人文主义……可以看作一种创建跨学科概念平台的努力。在面临着根本与快速质问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以及再度设想的人类命运可能是什么时，它将艺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角与研究汇聚在一起。相应地，它特别关注对人类与人文科学体制传统观念的技术、文化、社会与观念挑战。[14](p.250)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smkxyq.cn/qikandaodu/2021/0727/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