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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文科学(2)

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2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生态哲学创立者亨利·斯科利莫夫斯基表明,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看作认知模型的物理学促进了对减少知识起作用的理性和客观主义的理解种类,而且不传

生态哲学创立者亨利·斯科利莫夫斯基表明,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看作认知模型的物理学促进了对减少知识起作用的理性和客观主义的理解种类,而且不传导人类的认知需求。他也指出,人类物种的生存利益指示了一种促进其活下来这个目标的知识的需求。在他看来,提供了一种不同认知范式的生物学有助于建立这样的知识[2](p.224)。今天的生态人文科学似乎正朝这一方向发展。生态人文科学一方面从适应世界变化的视角;另一方面,从讨论科学(人文科学)对人类物种(以及一般而言的生命)是否有生存价值,返回到对科学的进化理解。这是过去十年来的范式转换接受不同知识生产目标和不同知识生产出发点的原因之一。从后人类中心论角度理解的生命本身(罗西·布莱多蒂)[3](p.71),成为这样一个点。其中还包括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层面(从分子层面到大生物体和复合技术)呈现的人造生命和逝去生命(作为活有机体栖息地的无机物),以及支撑和丰富生命的研究关联。碳基生命观念成为识别地球生命形式共同实质的一个基础。

一些研究者批判地对待生命确认。最近常常强调,人文主义者在思考过程中应该运用熵定律。因为熵定律主张,每个独立的系统都趋向于平衡状态,而且所有系统的存在期都是有限的*请参阅:Jeremy Rifkin,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0.。因此,人类物种灭绝(正如其他物种灭绝一样)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Alan Weisman, The World Without Us,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St. Martin Press, 2007.。生态后人文科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厄休拉·K.海斯指出,物种灭绝话语是人为性的。人类物种可能灭绝的故事具有人类中心论倾向*Ursula K.Heise, “Lost Dogs, Last Birds, and Listed Species: Cultures of Extinction”, Configurations, Vol.18, 2010, 也请参阅:Terry Glavin, The Sixth Extinction: Journeys Among the Lost and Left Beh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7; The Anthropology of Extinction: Essays on Cultures and Species Death, ed. By Genese Marie Sodikof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在人文科学领域日益关注思考生态学种类和环境保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新领域,像生态人类学、生态史学、生态哲学。后来又产生了生态美学*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 New and Recent Essays, Aldershot: Ashgate, 2012. 、生态媒体和生态电影*Stephen Rust, Salma Monani & Sean Cubitt ed., Ecocinema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2012; Sean Cubitt, Ecomedia, New York: Rodopi, 2005.、生态语言学*Alwin Fill, Peter Mühalh?usler ed.,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生态诗学*Scott Knickerbocker, Ecopoetics: The Language of Natur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2.、生态评论*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Malden, MA: Blackwell, 2005; Greg Garrard, Ecocriticism,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Configurations:A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8, No.1-2, 2010. 出版了“生态评论与生物学”特刊,汇聚了文学学者和生物学家结合两种文化的努力。作者们号召更多关注能够丰富生态评论的生命科学。生态评论是研究文学与人类环境关系的跨学科领域。Qui Parle: Crit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19, No.2, 2012.出版的刊号题为“在生态评论的交叉区域”。、生态符号学、政治生态学等。此外,还有作为绿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关于生态领域的探讨。一些研究者将文化生态学*Hubert Zapf(Hg.), Kultur?kologie und Literatur: Beitr?ge zu einem transdisziplin?ren Paradigma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Heidelberg: Winter, 2008.看作新的跨学科范式(也在文学研究领域)。但只是在近几年来,后人文主义的启发开始向这些学科渗透,并且通过使用后人类地理学*Fiona Coyle, “Posthuman Geographies? Biotechnology, Nature and the Demise of the Autonomous Human Subject”,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7, No.4, 2006, 主题为“后人类地理学”。这样的描述揭示自身。

生态人文科学:一个初步的纲要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弗里索夫·卡普拉声称,我们正在见证科学领域从物理学到生命科学的范式转型,伴随着价值体系的变化。广义上,研究者出发点是生态思考* 请参阅:Frithof Capra, The Web of Life: A N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iving Syste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6, pp.5-13.; Thomas A. Arcury et al., “Ecological Worldview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The ‘New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ol.17, No.4, 1986, 。卡普拉界定为整体的或生态的新范式,是通过很多转型描述的:从理性到直觉,从自我确认到整合,从控制到参与,从竞争到合作,从结构及其组成部分观念,到整体和过程观念。这个范式基于系统理论并特别关注自我组织问题*系统理论关注自我组织、自治、整合和合作过程。系统理论引起很大关注。系统理论的两位智利研究者翁贝托·马图拉纳、弗朗西斯科·巴雷拉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自创生理论描述了分子系统的自我组织。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成功。尼克拉斯·卢曼在社会研究中运用了这一理论。请参阅:Humberto Maturana & Francisco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London: Reidl, 1980;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Boston, MA: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8. 值得强调的是,巴雷拉在他的神经现象学项目中强调亚洲传统的意义(例如,佛教)。亚洲传统将西方传统中未知的主题引入到经验话语中。 。而且这个范式与出现的精神性新形式联系在一起,支持世界的感知。其依据是“所有现象和宇宙中存在物根本的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赖”[4](p.70)的诸多类别。即使卡普拉的观念以及与其相似的伊利亚·普里果金、伊莎贝尔·司坦厄斯的观念常常被归类到所谓观念新时代,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投以怀疑的目光。1996—1998年,我们已经观察到从建构主义和诠释范式到生态范式的转型*请参阅:Ewa Domanska, “Die Paradigmatische Lücke (Paradigmatic Gap) in Den Heutigen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trans. By Michael G. Esc, Historie. Jahrbuch Des Zentrums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Berlin der Poln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No.4, 2010/2011, 。然而,我必须在此强调,一些研究者同样坚持环保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新的范式,而是(现代进步范式的)一个反题。这个反题来自进步与现实之间日益突显的矛盾,表明了……一种新范式的必要性”[5](p.214)。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smkxyq.cn/qikandaodu/2021/0727/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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