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行政监管以基因编辑婴儿为例(2)

广东方面的调查组迅速查明，“2016年6月开始，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蓄意逃避监管，使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贺建奎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招募8对夫妇志愿者（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阴性）参与试验。为规避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指使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最终有2名志愿者怀孕，其中1名已生下双胞胎女婴‘露露’‘娜娜’，另1名在怀孕中。其余6对志愿者有1对中途退出试验，另外5对均未受孕。该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7］因此将依法依规对贺建奎等涉事人员进行严肃处理。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一事浮出水面，国人的兴奋感尚未充分释放，就被普遍的谴责声音压下去。这着实让人心生一种乘坐过山车的巨大起伏感。如前所述，经一年余的调查、审理，终于以贺建奎被处以刑事责任暂告一段落。

基因编辑技术，是当代生命科学工程的前沿技术。“基因组编辑是对一个生物体完整的遗传物质——基因进行精确添加、删除和改变的强大新工具。”［8］只要是基因编辑技术，因为其尝试改变生物体完整的遗传物质，就是具有再大的利好，也同时必然存在对等的风险。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的技术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有望让该技术编辑过基因的孩子避免一些先天性的严重疾病——如贺建奎以基因编辑方式让露露和娜娜免于艾滋病遗传，但它也可能影响人类基因筛选机制，对人类发生不可预期的影响；同时，这一技术还可以用来创造“完美人类”“特殊人类”甚至“超级人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基因编辑一直没有直接运用到人的身上。而且，科学界认为，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人类，既必须改进相关技术，防止“脱靶”的出现，还必须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这是科学界对基因编辑婴儿技术所上的双保险，也是该技术更为先进的欧美国家尚未将该技术实际运用于人体的缘故。“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不同，涉及干预人类对象。在美国和大多数具有健全监管体系的国家里，潜在的临床应用必须经历监管的研究阶段才能普遍用于医疗。针对个体细胞基因组编辑的临床应用只影响到患者，类似于现有的使用基因治疗手段来治疗和预防疾病，不影响后代。相比之下，种系的干预是旨在改变基因组的方式，这不仅将影响孩子，也可能会影响其中的一些后代。”［9］贺建奎所做的正是后者。经基因编辑的婴儿，究竟会对后代、乃至于人类基因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难以预测的。此事无疑是一个风险高企的“科学狂人”之举。

根据报道，贺建奎的研究团队着手进行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似乎手持相关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申请书，还有来自科创委的经费支持。但后续报道出现翻转，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有媒体追溯基因编辑技术在中国的疾速发展，发现相关高校与医院此前就批准过相关研究项目，只不过都比贺建奎直接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新生儿要显得保守。但相关研究的批准，可能让贺建奎感到鼓舞。尤其是此前有关研究主导者以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列入《自然》的年度十大人物，［10］无疑给贺建奎抢占基因编辑婴儿的人体试验以巨大刺激。

对贺建奎团队的试验，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伦理争议将会持续。但如此具有争议的试验，之所以能够开展起来，原因究竟何在？责任应该完全由贺建奎承担吗？还是有更复杂的责任机制需要揭示？进而是否有更为深层的道理需要探究？答案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责任机制肯定是复杂的，更为深层的道理必须进行探究。但相对而言，在法律紧急补漏、伦理审查迅即跟进的同时，大学、企业、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明确肩负起自己的监管责任。这是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中国，必须及时补上的公共管理一课。需要指出的是，审视贺建奎事件还可以有一个宗教维度。如果在宗教机构普遍介入公共事务的国度，宗教信仰因素对规范生物医学工程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因为中国的宗教机构甚少介入公共事务，而中国社会普遍被视为一个无神论社会，因此，宗教维度的审视就缺少现实支撑条件。在一个无神论环境中，法律、伦理、行政三个角度，便成为审度贺建奎事件的关联视角。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smkxyq.cn/qikandaodu/2021/0610/5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