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和自然变成风景写在乐黛云先生华诞时(3)

乐黛云著：《比较文学原理》

乐先生的鼓励和监督使得我在疫情中坚持阅读和写作。我在2020年完成了《情动与新主体：福柯与德勒兹——一种朝向未来的方法论》和《历史装置、电影作者与“人民”考古——福柯论电影》这两篇文章，结果微信公众号刚一推出前文时，我就转给了90 岁的乐先生，我想着乐先生已经90 岁了，不一定会天天看微信，但我写完一篇文章就发给她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等到我打电话给乐先生时，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老师，我最近的文章发给您了！”乐先生接着就非常兴奋地说：“张锦，我看了你的新论文，我觉得非常好啊，‘情动’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把它放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研究很有道理。但是你还是应该也考虑一下中国的情问题：‘道始于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的这个问题虽然跟西方的问题不一样，但你要注意到我们自身的这些资源在思考中对你的帮助。你的问题还是国学基础薄弱，你要补一补啊！”乐先生的这种提示对我的学术人格养成真是十分关键。

乐先生常常思考中国比较文学诞生的历史动力问题，她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于课堂里，是一种纯学术的‘学院现象’，那么，20世纪伊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观念、眼光、视野……”正是这些把学术变成了有意义、有历史和现实感的风景。乐先生提示我们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本身就是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实践密切相关的。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乐先生多次引用杨周翰的话说：“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比较文学是国之命运的一部分，是我们主体的选择。面对所谓的“失语症”，乐先生从来都强调：“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中西古今的坐标上来进行的，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她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从不接受殖民。百余年来，中国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归化他种文明而完全丢失自我。”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2012年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比较文学论坛的演讲中曾经说到，比较文学在西方例如欧洲和美国的兴起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有着不同的背景，他正是借用乐先生的说法和例子证明，比较文学在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是与国家身份认同、反对西方霸权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Fran?ois Cusset）在其著作《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与美国智识人生活的变迁》一书中特别提到了在介绍法国理论以及各种现代西方理论方面，乐黛云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这里涉及介绍西学和确认中国学者与学术的国家身份两个向度，而这两个向度相反相成地印证了乐先生的人生理想、学术追求和问题意识。因为乐先生发现：“从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进行，也就是要通过自身文化屏幕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她强调中国经验，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以止”“克己复礼为仁”“适可而止”“不为己甚”等中国文化传统，正是要为世界创造更多用以解决冲突、增进了解的文化资源。乐先生反复强调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一方面是为了对自我文化进行自觉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国文学与文化能为新的世界价值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元素，比如乐先生觉得“仇必和而解”“极高明而道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道就是解决世界冲突的一剂良药。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看一本书或者是听一个讲座就会写读书笔记给乐先生。我来到乐先生身边后，第一次写论文就是因为2009年我去法国使馆听了克里斯蒂娃的讲座，听完后我写了讲座笔记给乐先生，她看了后说笔记写得不错，也有一些自己的独特关怀与思考，她要求我在笔记的基础上再系统地加上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阅读思考发给她，就这样，从读书笔记到加入自己的系统思考到综合研究，我在《跨文化对话》上发表了《理论之思：当异质文化被并置时——从克里斯蒂娃的讲座谈起》，复述了克里斯蒂娃对欧洲文明和中国社会的看法，也带入了当时我自己正在思考的异托邦和身体性等问题。2013年杰姆逊来讲座时，我就比较自觉了，因而在《跨文化对话》上完成了《后现代性与事件：从杰姆逊的讲座谈起》，复述了杰姆逊对衍生资本，对空间、时间等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了我当时关于空间对时间的压抑的思考。乐先生对新问题一直极为敏感，一直处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当她带着我学习了克罗齐、形式主义、现象学思维、互动认知、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讨论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阅读了布尔迪厄的文学场、鲍曼的现代性、斯皮瓦克、伯恩海默的比较文学论等后，我最终选择了福柯及其“异托邦”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而乐先生则又把“异托邦”这一概念，变成对跨文化对话思考的新的理论资源。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smkxyq.cn/qikandaodu/2021/0708/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