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和自然变成风景写在乐黛云先生华诞时(2) - 生命科学仪器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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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和自然变成风景写在乐黛云先生华诞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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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我陪84 岁高龄的乐先生前往成都参加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的活动，我有幸和乐先生住同一个房间，那时候据汤先生离开我们还不到一年，乐先生非常伤心，但我们平时可能看不出来，因为她始终面带微笑鼓励着所有前来看望她的好友和同事。在成都的那天上午，我第一次看到她因一首忧伤的音乐而落泪，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首音乐的歌词有一句大概是：“亲爱的，你现在在哪里？”我知道乐先生又在想念汤先生了。当时，我忍不住就抱住了乐先生，但是我很不懂事地说：“老师，我就说让您不要听这么忧伤的歌……”接着就有人敲门，乐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来了，乐先生就又开始笑着和对方嘘寒问暖。乐先生就是这样的，她从来都拥有让他人快乐的能力，她的胸怀能触及各种他人，无论是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就赶紧告诉乐先生，她非常高兴，结果本来是我陪她在成都的日子就变成了她细心呵护我！我怀孕期间，我先生在国外访学，乐先生时刻关心我的身体情况。记得有一天，为了方便我上班，乐先生让我住在她家，为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那天晚上，乐先生起来上过一次卫生间，结果第二天一早，她就来看我说：“昨天晚上你睡得怎么样？我上洗手间没有吵醒你吧？没有打扰到你吧？”我当时感动得眼泪就流下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她自己的家问我她有没有打扰到我。这几年，乐先生总是说自己现在年龄大了，容易忘事，但是关于我和我先生的生活和学术近况，关于我女儿的成长情况，她总是能记住问我们几句。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性别差异，但是有了孩子后，我的世界完全变了，没有间歇地带孩子、做家务，之后就是无尽地疲劳，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时间完全被挤压了，一度我甚至在内心反复抱怨：“我为什么要结婚！”但我从未在乐先生面前说过这件事情，乐先生却体察到了。有一天，她跟我说：“张锦，我有点儿担心你的婚姻。”我说：“怎么啦，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小车比我年轻，而且将要站上讲台成为大学老师，所以怕我们的感情会出现问题？”乐先生说：“都不是，我不担心他，我是怕你看不上他。”这是多么异于常人的思路，当我的反应是常规的社会成见和话语时，我的老师关心的是生活的细节和生活事件本身，她不会过早地陷入某种所谓的世俗标准。

本文作者（右）与程巍老师（左）、乐黛云先生合影

2020年疫情的肆虐使我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我尤其担心孩子的未来。当我有了这种情绪的时候，我就觉得乐先生一定也很悲伤，也很无助，然后就打电话给乐先生，然而电话接通后，乐先生又一次成为我的灯塔，她完全没有被我的坏情绪影响，而是用我所熟悉的坚定而乐观的语气说：“没关系的，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失去对人类的信心！我一生中见过各种灾难，自然的、社会的，最后都能过去的。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忧虑中蹉跎岁月！我那时候被划成‘右派’，离开北大在农场放猪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弃学习。”的确如此，所以后来20世纪80年代留学的时候，乐先生英文学习就没有中断过。从哈佛到伯克利，直到她回到国内建设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当年，乐先生是有机会先成为现代文学的博导的，但是她坚定决心要等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要成为比较文学的导师。这件事情当然影响了乐先生的退休待遇、终身教授等资历，然而，她认为比起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真正落地，其他都不算什么。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使得以前不能被放置在国别文学研究或其他既有学科研究中的对象、问题与方法都有了落地的空间。回溯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引起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理论热的恰恰是比较文学，除了乐先生邀请杰姆逊（其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演影响了我们一代学者的思维和方法论，那本著名的、成为我们理论无意识基础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就是那时候杰姆逊的讲稿，说来这件事情非常有趣的是，影响我国理论非常重要的另一本书、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也是乐老师让他的学生伍晓明翻译的，伍晓明师兄在再版该书时专门写上了：以该书献给我亲爱的导师乐黛云先生）等国外学者来中国讲座，除了乐先生自己在全国各地讲学，我至今都还能收到乐先生当时在中国文化书院的学生或者乐先生在湖南岳麓书院讲课时学生的来信，来信者描述了乐先生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学术与人生观。我记得石家庄一位老先生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托我把他的《大同世界》书稿递给乐先生看一下。除了这些，80年代的社会内在历史需求与内在理想本身要求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要求了一种化存在为风景的新理念，而比较文学恰恰应这种历史情境而生，为社会为文化为全民带来了新的理论、新的视野、新的面对传统文化的能力。在乐先生身边，我经常感慨，一个人如果心怀理想与信念，她可以多么幸福，多么充盈，而一个人如果一旦丧失了理念，其实只是腐肉一块！今天后疫情时代的我们，真的也需要一些理念，需要一些理想，需要综合中外古今建构起支撑起我们的信仰的新文化，所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又一次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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