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感猎杀或今天我们如何反抗资本主义(4)

事实上，从感觉、感知、情感和注意力等角度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已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潮流。比如，在其1999年的《知觉的悬搁：注意力、景观和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中，艺术史家、左派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anathan Crary）就梳理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注意力”这一概念的反复强调以及最终的抛弃，并指出，今日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正是对我们的“注意力”，对我们聆听、观看和关注外在事物能力的劫掠、侵占和剥夺。该书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或许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扩张和我们意识、感知能力的贫乏化是相辅相成的。[7]在其2013年备受赞誉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中，克拉里更进一步将其批判线索延续到资本主义体制对睡眠的剥夺中。[8]此外，如法国理论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上提到的布莱恩·马苏米等都是这一批判潮流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不过，就本文所讨论的对象《超感猎杀》来说，意大利思想家、媒体理论家弗朗科·贝哈尔迪（Franco Berardi）或许是更适合、更具针对性的例证。事实上，阅读贝哈尔迪2015年的新书《和：终结之现象学》（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我们感觉几乎是在阅读为《超感猎杀》所撰写的一系列理论脚注。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观看《超感猎杀》就如同观看贝哈尔迪的理论在屏幕上的搬演。当然，作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自治”运动的理论先锋和“后工人主义”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贝哈尔迪一直以来就关注科技和大众媒介对人们的心理和主体性的影响。比如，延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思考，他提出了“感知无产阶级”（Cognitariat）的概念。或者，针对所谓“信息社会”对我们的感知、感觉的影响，贝哈尔迪提出了“心理域”（psychosphere）这一概念。所谓“心理域”和“信息域”是相对的，它指的是对信息-刺激进行记录和心理阐释的场域，而如“信息侵略”（infovasion）、神经系统过载、精神药理学入侵、劳动与生存时间的分形化等就发生在这一场域中。此外，我们还看到，贝哈尔迪用“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来描述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所谓“符号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信息技术使得言语劳动和资本价值化完全融为一体（换句话说，语言和资本的融合）。

那么，就《超感猎杀》来说，贝哈尔迪的理论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启示呢？回到上面提到的《和：终结之现象学》，我们看到，这本书以“当前文化变迁和技术转换时代中感觉的现象学”为主题，并提出了联合式（conjunctive）和联结式（connective）这两种“感知和社会交流模型”或者说“情感模式”。[9]在贝哈尔迪看来，这两种“模型”分别与信息域的字母表顺序和数码秩序相对应，而其“终结之现象学”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两种秩序的转换在人类的心理域所产生的后果。事实上，贝哈尔迪认为情感本身就是在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事件和知觉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两种联系却具有两种模式。首先，所谓“联合式”，指的似乎是人类更原初、更本真、更“自然”的感知和社会交流方式，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其最重要的特点或许在于：它没有任何预设和蓝图可遵循，“联合”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与结构相对，它是事件，它是独特性的来源，其唯一的真理标准就是“联合”的愉悦本身。从来源上说，“联合”奠定在心灵和世界非表象性的“共在”之上。（实际上，从贝哈尔迪的大量引用和所举的事例而言，所谓“联合”指的似乎就是上面我们提到德勒兹所谓的“感受”或“生成”，比如，贝哈尔迪说，“联合就是生成它者的愉悦”。）

与“联合”相对，贝哈尔迪认为，所谓“联结”指的是“两个片段之间逻辑性和必然性的牵连，它是片段之间的相互功能性”。“联结”是“逻辑心理的产物，是心理之逻辑技术的产物”。换言之，“联结”只有依据某一人为的、内在的规划才有可能，最终说来，它只能依据某一“格式、标准或编码”来运行。事实上，在贝哈尔迪看来，语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编码”，而这种“编码”的极限无疑就是当今通信和信息技术所使用的数码语言。

或许是出于其论题本身的要求，我们看到，贝哈尔迪的行文和论证在逻辑上似乎并不是那么严谨，更具有随感式的风格，而他在意义相似的不同概念之间似乎也没有做出更严格的区分（这或许在该书略显冗长的副标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感知和感觉从联合式到联结式社会交流模式的转换”）。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削减贝哈尔迪的理论锋芒。事实上，《和：终结之现象学》一书对我们最具启发意义的观点或许是，贝哈尔迪将“联合式”和“联结式”这两种“感知和社会交流模型”的区分建立在同情或同感（empathy）的基础之上。在这里，贝哈尔迪引用了意大利神经生物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关于“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的理论研究。依据加莱塞，我们的理解力正是源自所谓的“镜像神经元”，后者在个体的意识产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一个跨个体的（感知）网络。或者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情感和行动，正是因为在看到后者时，我们激活了自己脑中能够产生相同情感和行动的那些神经元。在贝哈尔迪看来，这种“镜像式的理解”就是同感。据此，在贝哈尔迪看来，所谓“联合”指的就是“同感式的理解方式，而联结作为一种理解则并不是建立在对意义和意向的同感式阐释之上，而是建立在句法结构的互相包含和适应之上”。事实上，贝哈尔迪认为，如果说从“联合式”到“联结式”感知和社会交流模式的转换在人类的心理域上产生了任何影响，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同感力的削弱”。比如，用他的话来说：“数码联结就是不断强化的抽象化过程和理解与同感不断脱离这一过程的终点。”

文章来源：《生命科学仪器》 网址: http://www.smkxyq.cn/qikandaodu/2021/0427/512.html